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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美的与留日的

时间:2017-08-21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曾做过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陶希圣,是一位北大毕业生。他1922年从北大法科毕业后,先到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老师,1924年又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。当时,他对自己的待遇颇为不满:
  
  “像我这样,北京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,月薪八十元,用的是三尺长、一尺半宽的小桌子,坐一条硬板凳。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分注到若干个小瓷盂中,一人一瓷盂。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,月薪一百二十元,桌子长到三尺半,宽到二尺,也是硬板凳。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,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,桌子长到四尺,宽到二尺半,藤椅一把。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,另加一个五格的木架子。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,月薪达二百元,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。如果是从英国牛津、剑桥,美国耶鲁、哈佛毕业,那就是各部主任,待遇顶了天,月薪二百五十元,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,除自己坐藤椅外,还有一个硬凳子,给访客坐。”
  
  他的这段回忆非常形象。留日与留美,虽然都是出国留学,却几乎是两种道路,两种人生。
  
  留美:从幼童到庚款
  
  中国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。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,由容闳倡议,在曾国藩、李鸿章的支持下,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。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。
  
  美国方面对这批少年留学生非常重视,大作家马克·吐温宣称是他们的朋友,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也接见了他们。尽管开始的生活非常艰难,这群孩子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回国后,这批留美幼童分散到政界、军界、实业界、知识界等各个领域,皆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。
  
  但留美幼童政策很快就终止了。1900年,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,北京爆发了“庚子之乱”。1901年,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了耻辱的《辛丑条约》,同意向11国赔偿白银4。5亿两,分39年付清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庚子赔款”。1908年,美国国会通过法案,授权西奥多·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“庚子赔款”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,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,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。从1909年开始,中国再一次掀起了留学欧美的潮流。
  
  1909年、1910年和1911年,清廷在北京3次面向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。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,就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。
  
  1910年8月,清廷举行了第二次招考,这次有400多人应考,最后录取了70人,胡适就在这一批留学生中。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、气象学家竺可桢等。到1911年,又招考了第三批,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,一共63人。后来,清华学堂成立,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的预科生,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、侯德榜、叶企孙、杨石先、汤用彤、吴宓等人。
  
  和留美幼童相比,庚款留学生更为成熟,他们一到美国,就直接入读一流大学,有不少人读到了硕士、博士。到1917年,这些人开始大批回国,到北大、清华等大学任教,直接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。
  
  留日:甲午战争后的狂飙
  
 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,和中国一起成为西方世界的学生,但在1894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,“蕞尔小国”日本让自诩为“天朝上国”的清王朝以完败结束战争,割地赔款,受尽屈辱。
  
  痛定思痛之后,清政府也意识到如果再闭关自守将亡国灭种,加上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势不可遏,而日本与中国地理相近、人文相亲,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一时之潮流,去日本的轮船常常爆满。此时中日间的交往进入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,到1906年,留日学生已近万人。
  
  日本政府对清朝派人留学持开放态度。一方面,这满足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;另一方面,日本政治精英对中国有着长期的野心,他们认为,如果有大批懂日本的中国人存在,将有利于未来日本在中国攫取利益。因此,即使很多留学生在日本卷入政治,呼吁革命,成立政党,日本当局也是睁只眼闭只眼。
  
  对中国人来说,大规模到日本留学,有两个现实的原因。一是汉语与日语相近,即使不懂日语,到日本也可以生活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梁启超逃亡日本,他一句日语都不会说,却可以用笔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。二是到日本留学,比到美国便宜很多,只需要从上海买一张船票即可。江浙一带的中产家庭,比如绍兴的周家,可以供两个孩子到日本读书;四川乐山的地主家庭,供养一个郭沫若也问题不大。
  
  与在美国的留学生大多数都读到硕士、博士不同,赴日留学的人,往往对学历并不在意。像鲁迅这样,学医学到一半就辍学搞文艺的,相当常见。在日本留学的人,普遍学习时间较短,但是由于人数众多,其中产生了诸如周恩来、董必武、蒋介石、蒋百里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政名人,也出现了鲁迅、郭沫若、傅抱石、李叔同等诸多文学巨匠、艺术大师。
  
  政治还是学术?两种道路
  
  留日与留美,不仅是求学目的地的不同,更是人生道路的不同。留美的学生以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居多,而留日学生更喜欢从事政治。在政界、军界,留日出身的名人比例远高于留美生,而留美出身的大学教授、工程师又远多于留日学生。
  
  中国留美生在科技学术界的影响十分突出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较为重要的252位科学家中,有223位有海外留学经历,占总数的88%。其中留学日本的只有17人,排在第五位,占7。6%;留学美国的居首位,共124人,占55。6%。
  
  和留美学生多集中在文、理、医等基础学科不同,赴日留学的人,最喜歡的学科是法政,其次是师范,另外,军事也是受青睐的专业,如蒋介石读的就是军校。事实上,留日学生不但日后从政的更多,即使是在读书的时候,很多人已经参与政治了。1911年黄花岗72烈士中,有8人是留日学生。孙中山、黄兴等革命家,把日本当作一个革命基地。日本留学经历对学生的影响很大,甚至连周树人这样的青年,也对制造炸药和暗杀产生过兴趣。
  
  相比之下,赴美留学生则更多是在安安静静地读书,他们取得的成就也更大。以赵元任为例,1910年7月,赵元任参加第二届庚款留学考试,成绩是第2名,同年8月赴美,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。除了主课,他还选修物理、音乐。1914年,他获得康奈尔大学理学学士学位。但他没有回国,而是继续深造。1915年,他考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,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
  
  胡适1917年归国,博士论文已经写完,但是没有来得及答辩。赵元任没有像胡适那样热切地投入新文化运动,他老老实实地拿到了博士学位,然后在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。1925年他回国到清华任教,除了数学、物理外,还讲授语言学和音乐,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,可谓文理通吃。后来,赵元任再次到美国,一度担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,在学术层面上,他可以做到和同时代美国教授一样出色。相比之下,赴日留学的学生中,就很难找到一个在学术上如此出众的。鲁迅、郭沫若、郁达夫等人,作为作家非常出色,但依赖的其实还是母语写作天赋。
  
  鲁迅还是胡适?两种风格
  
  除了人生道路和职业选择外,在性格和为人上,留美与留日人员,也有非常大的不同。这方面,可以对比两边的代表人物,比如鲁迅和胡适。
  
  鲁迅的文风是激烈的、批判的,胡适则是温和的、建设的。两个人的性格与各自的文章风格高度关联。鲁迅主张睚眦必报,临终的时候,还在强调“一个都不宽恕”;胡适则主张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,面对各种攻击,一直以微笑对待。
  
  留日的学生,受革命思想影响很大,大多愤世嫉俗,即使是搞文艺,也是“创造社”那种,需要浪漫与夸张。而留学英美的学生,则受到自由主义影响,主张宽容与生活品位,即使是搞文艺,也是“新月派”那种,更尊重个人价值。
  
  1917年,赴美留学生开始大批回国,等待他们的是新文化运动和一次思想大启蒙。而赴日留学生的归国潮,则延续更长时间,他们中许多人不但参与了辛亥革命,也参与了其后30年所有的大变革。两个留学目的地,两种思潮,也是两条道路,共同构筑了近现代中国独特的风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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